这是我在美国生活16年教育孩子的一点体会。在这里的华人圈内,大家都认为我的两个孩子教育得非常成功。我也确有不少案例可与大家磋商。
十多年前,刚来美国读中学的儿子对我们说:“爸,妈,将来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时,我和丈夫都感到愕然。做父母的,怎么到了美国只能做朋友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他们一起生活、成长,我们体会到要做一个孩子的“好朋友”还真是不容易。
在美国长大或接受美国教育的孩子,大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孩子们将这种独立性看作他们长大的标志。每当父母喋喋不休说教时,常会听到孩子们说:“行了,我们长大了。如果不请你们建议,请不要建议好不好?”这话很刺耳,但却给父母敲响了警钟——请尊重孩子的感情。
儿子读大学时有一个到惠普公司实习的机会。儿子打电话告诉我们,公司有三个课题供他挑选。还没等儿子说他的决定,我和丈夫在电话上迫不及待地指示:“选中等难度的。太难,做不完将来印象不好;太易,公司会认为你没本事。”儿子却告诉我们,他已经决定了,选那个最难的。三个月的实习证明,他是对的。由于他工作出色,公司希望他毕业后留下工作,并应允了优厚薪酬。
尊重不等于放任,而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同许多华人家庭的子女一样,我女儿也渴望将来成为律师、医生。我和丈夫都是学理工的,对这两个专业一窍不通。为了取得参与孩子专业选择的建议权,我请教了这个城市学医的许多中国学生。当我有了足够的信息,我才向女儿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选择权仍然留给女儿。
这种平等、无拘无束的讨论,大多在饭桌上进行。只有晚饭时,才是全家人团聚的时刻,我们边吃边讨论。比如《北京人在纽约》上演了,纽约是天堂还是地狱,生活中的是是非非,应如何挑选朋友等等,都是饭桌上的话题。我和丈夫有意引导这些讨论,并将我们的是非观和人生经验滴水无声地灌输给孩子们。当我的孩子开始交朋友、谈恋爱时,我丝毫不担心,更不会去追问。因为我知道,择偶的标准早已在他们心中有 了定位。
一次在饭桌上,女儿兴奋地谈起,她看到一个律师事务所招人的广告,便赶到律师楼,在那里工作了4个小时,老板给了她一张40美元的支票。当时,她的同学在餐馆打工才每小时3.5美元,这张支票对一个十多岁的女孩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数字。她还得意地说,老板希望她明天还去,她可以赚到许多钱。我说:“告诉你们老板,每小时5美元起薪就好。”女儿不解。她告诉老板后,老板也瞪大眼睛,反复问:“你妈妈说每小时只要5美元?”正是由于不贪,在我女儿刚来美国不久,英文不够好,法律知识欠缺的情况下,老板一直留用她,并根据她勤奋的工作不断加薪。当加到每小时12美元时,老板还特意对她说:“告诉你妈妈,你的工作值这个钱。”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支撑了她四年的大学生活,她赚得的不仅是钱,还有良好的工作作风。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女儿为中国队做翻译。当邓亚萍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一位台湾记者追着我女儿问:“你这么高雅的气质是怎样培养起来的?”
除了读书,我们也非常鼓励孩子走向社会。我儿子三年读完大学,一年半拿到硕士学位。他的读书生活虽然紧张,但他仍然坚持周末做义工。刚到美国,我们虽然经济拮据,但我们仍然欣赏女儿为非洲儿童募捐的爱心。
多一分社会责任感,多一分爱心,才能铸造孩子特有的气质。善良、爱、勤奋、努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优秀美德是没有国界的。
现在孩子们都成家了,我们的责任也就转向服务。同所有的中国父母一样,女儿有了孩子,我们就去帮忙。当三个孩子实在带不过来时,我还辞掉了工作。目前,我们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我的新工作时间比较短,便主动为全家人做晚饭,儿子、儿媳负责周末的饭菜。我那个洋儿媳还总感到过意不去,抢着做其他家务。我和儿媳一起去采购,一起定每周菜谱,有时还一起做饭。我丈夫说,“你俩还真像一对好朋友。”
教育、尊重、培养、服务孩子,看到他们长大,有很好的工作,并过着幸福的生活,做父母的就得到了回报。我的洋女婿在母亲节送我的一张卡片上写着:“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变化的,只有一样是永恒的,那就是像您一样的母爱。”
我想,天下做父母的,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孩子理解我们对他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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