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家长们对于孩子的教育更是越来越关注，年轻的家长们为了更好地生活，逐渐向城市转移，随之而来的，会将小孩子们也带到城市去上学，另外也会有一部分家长们仍然待在农村，却回想尽办法把孩子送城里上学，因为人们的思维观念里认为农村的教育资源相对困乏，教育质量也不高，孩子要想出人头地，首先就得去城里上学。慢慢的，也就造成了时下农村生源越来越少、教育质量不高的死循环状态。
在中国农村历时10年的大规模撤点并校政策，虽在2012年被国务院叫停。但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农村的乡村教育何去何从，仍然面临抉择。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日前在一场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共同举办的沙龙中披露，2014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55%，但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城镇化率，和全国义务阶段学校的城镇化率(指学校设在城市地区的比例)却已分别达到83%和66%。两项数值和2010年水平相比，均上升了1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乡村义务阶段教育弱势化、空心化的趋势则在加剧。
在后撤点并校时代，大量的村小学和教学点关并，存留者质量亦堪忧，大多成为乡村最贫困的20%群体不得已的选择。另一方面，农村学生不断进城上学，使近几年内教育城镇化的增长迅速，水平远超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的速率，使城镇学校的大班级问题严重。
究竟中国农村教育规划的下一步，是会进一步将有限的资源向城市倾斜，还是回归基层乡土？中国农村教育，是否将面临新一轮的撤点并校压力？新型城镇化布局下的乡村教育，又将何去何从？
参与前述研讨会的与会者们表示，目前，学界和政策界对于中国农村教育的未来走向，仍存在不同的声音。
城满、乡弱、村空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表示，2014年，全国县域内小学的在校生比例和学校城镇化率，分别为53%和27%；初中阶段的这两个数字则分别为74%和57%，较2010年水平均有大幅提升，足见初中和小学农村生源的城镇化速度，远远快于全国人口的城镇化速度。
而这一趋势，又造成另一个显著的现象：城镇学校大班问题严重。据邬志辉调研发现，2014年，全国城镇义务教育阶段每班人数达56人以上的大班级，占了全体班级中的21.7%；在广西、河南、湖南等省份的城镇地区，大班比例更高达45%以上。50人以上大班则达40%，接近一半。我们调查中（发现），一个班70人、80人也都很普遍。邬志辉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忧心，城镇地区的巨大班额、超大班额和超大规模学校，在一些地区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例如在河南信阳、周口地区，有的小学、初中最大班额达到150人，所有空间全部填满，甚至有学生只能站着上课。这样的大班额其实已经没有教育质量可言，最突出的就是安全问题。
邬志辉认为，进城人口在城镇就近读书学校撤并导致的人口集中和乡村学校质量不高等三个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村生源进城择校的大趋势和快速的教育城镇化现象；他还指出，目前的人口城镇化，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由让孩子进城读书的需求直接带动的。
与此同时，乡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却持续凋敝。第一波撤点并校政策始于2001年。当时的初衷，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加速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但该政策推行十余年的过程中问题丛生；最基层的村小、教学点被裁撤后，学生多须到位于乡镇中心地带的中心校就读。但是，诸如学生上学路途遥远、中心校寄宿条件差、校车事故频发及辍学率反弹等负面效应，已让撤点并校政策在2012年被国务院严格限制，但其后续影响仍在持续。
撤点并校政策遗留下来的局面是：寄宿生人数不断增长，曾经繁多的乡村教学点数量大规模下降，最终沦为农村后20% 群体的无奈选择。
2014年， 全国的农村小学（包含乡镇及乡村地区）共有17.51万所，但这个数字只相当于1949年的50.5%。
杨东平表示，在中国农村偏远地区和山区、牧区，仍然存在着很多学生数量在200人以下、甚至只有几十个学生、三五个学生的小规模学校，支撑着无法进城上学、农村后20%弱势人群子女的教育。
然而，在乡村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双双减少的同时，由于失去规模效应，在基层乡村地区维持学校营运的生均成本大大增加，提升农村学校质量更显困难。
邬志辉组织的调研显示，乡村学校办学条件依然较差，地方政府缺乏支持乡村学校的内在动力。
例如，2014年全国学校体育运动场馆的面积达标率，在城市地区达到75.32%，但乡村仅为50.71%。同时，乡村教师缺乏、教学水平不高，乡村教育质量也亟待提升。在一项对全国115所小学进行的调查显示，乡村小学除了语文和数学两个科目达到100%开设，其余课程均没有开齐。
此外，乡村中小学校的学生寄宿比例大大提高，幼龄寄宿问题严重。邬志辉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的占比达22.2%，其中小学生的寄宿比例达到11.2%，又以西部地区最高，西藏县域内的小学寄宿生占比甚至达到80%。
邬志辉表示，在后撤点并校时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形态出现了新的变化城镇大班大校、小规模校（或教学点）、寄宿校三种形态同时存在。
而三类学校又面临不同的难题。
政策走向之争
邬志辉称，据人口研究推算，未来20年，中国农村人口还将减少三分之一以上，中国还有3亿人要进行城镇化。这意味着，城镇地区在未来20年还将新增约3000万义务教育的学龄人口。
在此背景下，农村教育的政策该往何处去，学界和政策界均存在着不同声音。
有人提出，要用城镇化思维来发展农村教育──即将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城市倾斜，并在城区建更多的学校以缓解大班额问题。
但杨东平担心，这将使学校在农村消失，同时还意味着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将会启动，进一步推动农村学生进城。
他认为，前10年推动的撤点并校主要撤的是村小学和教学点，把学生和教育资源向乡镇中心集中；但这一次，则有可能要进一步撤并位在乡镇中心的学校、把学生和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
邬志辉认为，这一举措成本不菲。若要满足不断涌入的学龄人口教育需求，城市压力颇大，包括征地在内的资源需求多面。据他估计，在城市里建成一个小学大致需要两亿资金，一所初中则是三个亿。
面对农村义务教育在城镇化阶段中面临的两难，邬志辉和杨东平都把解决问题的目光放在了镇级。
邬志辉建议，下一步的重点应是加强对镇一级教育资源的投入。杨东平同样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概念，其实是在镇。
杨东平认为，加强镇一级学校的建设已有成功案例。他介绍，在山西晋中市，湖北的黄梅县、通榆县，他们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镇级学校)吸引农村学生回流，解决了(城市学校)大班额的问题，在那些地方，学校硬件容易改善，也容易吸引教师。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张立参与的一项调查显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更倾向于去小城镇生活，在镇和城市之间，约40%的人会选择去小城镇。
与此同时，杨东平、邬志辉等人也呼吁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支持。
我们最近到乡村学校去调研、去中西部看，乡村学校剩下的孩子，真的是最底层的群体。有一些是孩子智力上出现问题，甚至老师都出现残障这些问题，确实是最贫困的一个群体，他们是实在走不了的，能走肯定也走了。邬志辉说。
杨东平介绍，最近一两年,在国务院文件要求下，一些地方在过度撤并之后，根据村民需要恢复的教学点比较多。
2014年，农村村小的教学点相比4年前增长了约2万个，有的地方一下子恢复了500多所学校，这亦引发了体制内的一些不同意见。但他认为，此类小规模学校将来会长期存在，这主要是由地理和资源条件所决定的。
邬志辉认为，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点是农村后20%群体的无奈选择，是教育贫困的重灾区，是教育现代化的短板，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点难点还在乡村。杨东平则指出，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方是治本之道，而这需要农村和城市同时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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