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临人间
11时20分许，透过手术室的门缝，我听到了一声异常响亮的啼哭。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是孩子出生了。此后一两分钟，一位护工从手术室出来，我便问她里面有几台手术，她回答说是一台。于是，我便知道，这声响亮的啼哭，应该属于我的孩子。果然，11时30分许，一位护士抱着孩子从手术室出来，见到守在外面的我，匆匆说了一声“女孩”，便上楼去了。二姐跟了上去，我被命令不准上去，只许继续守在门外。
此刻，我知道，我的女儿以她异常响亮的啼哭，来到了人间，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北京。也正是她的这声啼哭，让我决定了她的乳名：上鸣。此名含义是：上者，一为妻子姓氏(上官)，二为高层次，三为尚之谐音。鸣者，响亮之声。上鸣，简约而言，即为鸣之上乘，崇尚上乘之鸣。7月20日，乳名“上鸣”弃用，改为“天天”。自7月20日起，文中的“天健”也一律改为“天天”。此前，尽管妻子并没有完全同意，但是，我已经拿定主意，不管男孩女孩学名均为：天健。天健者，取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希望孩子能够效法自然之运行，强劲刚健。通俗而言，就此名来说，也可简单释为天赐健康。对孩子来说，自然健康足矣。
在取此学名时，有个小插曲不可不说。6月底，旅美学者、诗人沈睿作为指导教师之一，领着十几位学生来中国访问。因为此前与沈老师很熟，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在她离开中国之前，我在陶然亭公园旁边的郭林家常菜馆，为她设宴饯行。当时，陪同的有沈老师的另两位朋友——中国旅游出版社副主任级策划编辑赵宇，《中国妇女报》总编室副主任、诗人林木。这是我们几位第二次聚会。
餐毕，林木、赵宇夫妇打车回家，因为和沈老师回家的方向一样，我和妻子便与沈老师边走边聊。说到给孩子取名字时，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说，这样的名字说出口，字掉在地上，个个都会当当响。沈老师笑着说：“到底是写小说的，说话形象。”妻子问沈老师：“名字取得怎么样？”沈老师当即表示：“很好呀。”随后，沈老师也对“天健”这个名字，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样，在潜意识里，妻子可能就已经答应了下来。所以，当孩子出生后，我再次征求她的意见时，她便含笑同意了。
12时许，妻子从手术室出来。不久，女儿也被抱来，放在床边的小车里。这时，我才真正观察她。她的脸与其他孩子比，更加白一点儿，所以，当她和其他几个婴儿一起放在大推车里时，我一眼就可以认出她。刚出生的婴儿，放在一起时是很难区分的，即便是孩子的父母，也只能靠挂在身上的、心形小牌上的母亲的名字辨认。(此处，可插此小牌、手牌照片)这一点也很是有趣。
当你看到这一幕时，你会突然感觉到，人与人的确是应该平权的。因为，大家是那样的相同。不过，那一刻，我也突然生出一个怪想：并排躺着的婴儿都是天使，但是，长大后的他们，却有的会成为杀人犯，有的会成为抓杀人犯的警察；有的会成为恐怖分子，有的会成为被恐怖分子所杀的平民百姓；有的会成为千万富翁，有的会成为流浪汉……
她的头发，非常浓密也非常黑。自然，我也观察了其他的新生儿。结果是，大家的头发都差不多，非常浓密非常黑。这自然是营养有保证的结果。她的脸蛋，胖胖的、圆圆的、粉中透白，衬托得头形有些怪怪的：额头略有点儿尖，两个太阳穴的部分，却是扁而凹的。我当时的猜想是，这应该是在骨盆里被挤压的结果。如果是自然分娩，这个特征也许应该更明显一些。不过，也正是由于是剖宫产，所以，孩子来到人间时，迎接她的还有刀——手术刀。
在病房里呆了一会儿，屋里所有的婴儿，包括刚刚出生的天健，就被护工一个个抱走了。当时，包括已经自然分娩过两个孩子的二姐在内，都略有些惊讶：刚出生的孩子也吃奶呀！后来，当天健被抱回来时，护工说，与其他的孩子相比，天健特别能吃。这可真是又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躺在推车里，不知道什么原因，天健又开始哭起来。就像她刚出生时那样，哭声特别响亮。于是，二姐摸了摸她的手，说是有些凉。为了怕刚出生的孩子冻着，二姐便把她抱在怀里，贴住胸口暖着。因为她当过母亲，我也觉得二姐说得有理。是啊，水晶宫里那么温暖，而开着空调的病房里，显然有些凉。
不料，她的做法，引起了护工的注意，护工说：“你不能老这样抱着孩子，要让她自己躺着适应。孩子的手脚凉都是正常的，因为刚出生不久，血液还没有循环到那里。”不但护工这样说，旁边陪护其他产妇的老年妇女也这样说。
也许她们的说法很有道理，但是，二姐心疼孩子心切，还是抱在怀里。这一刻，你完全可以感觉到一个普普通通的道理：谁家的孩子，谁最心疼。抱了一会儿，天健有点儿溢奶。于是，换了我抱。一开始，我是不敢抱的，主要是怕抱这么小的孩子，万一姿势不对，可能会伤了孩子。不过，当我一接手，老年妇女便发出“啧啧”的赞叹声，表示我抱的姿势完全正确。
抱的姿势虽然对了，但是，拍孩子后背的方法，却又不得要领，因为我怕拍伤了孩子。平时，我一直在坚持锻炼身体，胳膊上的肌肉发达，手劲儿也很大，这加重了我拍孩子的心理负担。虽然如此，我还是试着拍了一会儿，直到她不再溢奶。对溢奶，二姐倒并没有多么担心，相反，她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溢奶的孩子，长得快。”她这样说，自然有她的道理。事实上，又有多少孩子不溢奶呢？溢奶，对新生儿来说，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正常的事情。
●剖宫产前
凌晨4时30分，手机铃声《隐形的翅膀》音乐响起，我从梦中惊起。此时的电话多是急事，而就今天来说，更应该与即将分娩的妻子有关。因为，她这个时候，正一个人在医院的待产病房里，等待分娩前阵痛的到来。
痛苦，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不希望拥有的，更不用说是“等待”。然而，分娩的阵痛，对每一个准母亲来说，却是非常盼望，甚至急切盼望的。只有当这样的痛苦袭来，而且，是以每隔五分钟一次的频率袭来时，整个分娩的过程，才算正式拉开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说，痛苦成了新生命诞生的准确信号。
为了迎接这种痛苦的到来，很多准母亲，还要使用催产药物，迫使子宫收缩。当然，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所谓“瓜熟蒂落”，药物催产无疑是“瓜”不熟时，强迫“蒂”落。尽管如此，对现代城市女性来说，催产药物几乎必不可少，无论是自然分娩，还是剖宫产。是药三分毒。新生命的到来，除了痛苦，还伴随着化学药物。婴儿们舒适的水晶宫，在化学药物的作用下，渐渐空间逼仄。
果然，电话是妻子打来的。她说，你们早点儿来吧，已经“见红”了。“见红”这个词，我不知道是不是医学术语，但是，只要是准母亲和准父亲，都明白它的意思：宫缩——每隔五分钟一次的痛苦频率——已经开始，新生命即将从水晶宫出发。新生命在人间的降临，还要先以血水的流淌为引导。
5时整，我和妻子的二姐，坐上第一班公交车赶往医院。这是一家三甲医院，在北京乃至中国，拥有较高知名度。2004年10月10日傍晚，我曾亲眼见到，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在这里访问。但是，它的妇产科却并非北京最好的，当然也不是最贵的。在北京高级的母婴医院，生一个孩子，花十几万元，很正常。
下了公交车，再步行约10分钟，上妇产科急诊住院部，进1号病房。妻子正站在1号病床前，脸色略显苍白，神情疲惫。她告诉我们，自我们昨天19时(根据医院规定，19时以后，家属不准探望)走后，在外用催产药物的作用下，宫缩痛从21时开始，致使她一夜未眠，只好在走廊里一趟趟走啊，走啊，走……随后，我们开始讨论是自然分娩，还是做剖宫产。此前，虽然也商量过这件事，但是，那只是务虚，现在才算是务实。
在务虚讨论这件事的过程中，除了我、妻子、二姐，昨天还有三位“外援”医护人员的电话加入。一位是我的朋友、煤炭总医院副主任医师郑山海，他在参与讨论之前，也专门咨询了本院的妇产科医生。在此之前，他还曾指导妻子服用补血药物。另两位医护人员，是我的朋友、学者程亚文推荐的，一位是有着三十多年妇产科行医经验的朱少云医生，一位是护士长石明兰。大家共同的意见是，最好自然分娩，实在不行再实施剖宫产手术。
早上8时稍过，一位医生来到了妻子所在的病房。她是应我的同事、记者王卡拉之请，特地来找妇产科医生沟通，请她们同意为妻子做剖宫产的。在昨天务虚讨论时，我事实上已经在妻子的压力下，通过另一位同事、记者魏铭言，找到了和这家医院比较熟的王卡拉的电话，然后，请她出面找熟人“开后门”的。
卡拉是爽快人，很快办妥了这件事。卡拉的这位熟人特别好，不但跟妇产科副主任打了招呼，也跟妻子的主治医生打了招呼。于是，她们当场答应，如果再等两个小时宫口还没有开，就答应我们的要求。就这样，我们的讨论有了最后的结果。由是，新生命的诞生，又被社会因素影响着。
10时，一位男医生来到病房，在咨询了早上是否吃饭等问题后，通知准备做剖宫产手术。在宣教室，他向我们讲解了有关风险情况，例行告知手续，并让我们在同意书和授权书上分别签字。字一签完，妻子就被护士喊进换药房，很快，鞋子、病号服从换药房里，被实习护士递出来。又很快，妻子躺在移动床上，由两位实习护士推了出来，然后，上楼(按错了楼层)下楼，进手术室。进手术室的时候，妻子的表情稍微有些紧张，但是，脸上似乎还挂着隐隐的笑。当手术室的门关上以后，我和二姐就在门口守候了。
●分享幸福
孩子放在推车里以后，我开始通知家人、一些一直关心孩子什么时候出生的朋友。家人中，通知了三哥，并请他通知二姐和其他人；通知了妻子的大姐、三姐、外甥女。因为当时手机也快没有电了，我不敢打太多的电话。
但是，朋友中还是用电话通知了一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宾鸿，并请她通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老师，天健出生前，邵老师和何老师多次专电询问，此次，邵老师又再次交代，孩子刚出生后，少喝牛奶等。
前文提及的程亚文、郑山海，亚文回电说，祝你加入老丈人俱乐部(亚文也有一个女儿)。看了这条短讯，我不仅哑然失笑。
同事也是师姐的郭利琴，并请她通知和讯网副总编辑、师兄孟波，他们夫妇对孩子的健康出生，一直如同自家兄姐般关心；同事、国际部主编陈令山，评论部同事于平，并请他通知夫人，他的夫人与我的妻子是好朋友。
《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吴祚来，在天健出生前，祚来多次电话询问，要不要帮忙联系医院等。本来，山西“窑奴”事件发生后，我准备抽空到那里看看，为将来的创作积累一些素材，但是，祚来兄马上言之谆谆地告诫我：“在孩子一岁之前，最好哪里也不要去，一定要绝对保证家的平安。”遵祚来兄所言，在几经思索之后，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而仅仅做了一些案头的资料搜集工作。
评论部同事、主编王爱军，不过，电话打通时，他低声说“在开会”，我就没有再说，随后便发出短讯，爱军回复“祝贺你有了贴心小棉袄”。
天一扬科技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靳军，并请她转告先生杨继博士；在待产病房里认识的、已经于当天出院的一位病友。这位病友出院之前，嘱咐我们一定要告诉她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既然我们当时答应了，自然就必须完成诺言。
除了电话通知，下午在报社签两个专栏版时，又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现在台湾访问的张千帆老师。此前，张老师多次来信问及孩子是否出生。收到我的电子邮件后，张老师先后回复如下：
保印：
太好了，这是人生一件大事。这些日子一定很辛苦，你们多保重。我的“经验之谈”：第一个月最操劳，三个月后就好多了。所以，前途还是光明的！
再次恭喜！
千帆
保印：
预祝你们的千金健康成长，长大后来北大深造!
保重!
千帆
张千帆老师之外，还通知了一直挂念孩子的林达老师。收到邮件后，林达老师回复说：
恭喜你和你夫人！！！太为你高兴了！
女孩好啊，灵气，比较贴心：)。
千万当心身体！不要累坏了！
在回复身在德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刘仁文老师时，我也告诉了他天健降生的消息，刘老师以他一贯的写作风格回复：
热烈祝贺你喜添“千斤”，保印！刘仁文
本来，也想及时告诉沈睿老师的，但是，一忙起来就没有来得及发信，只好准备在第二天再告诉她。
15时，我赶往报社，签周六和周日的两期专栏。当我把孩子出生的消息，告诉副总编辑田延辉时，除了表示祝贺，他还说：“今天的版早点儿签，你快去医院照顾病人和孩子。”17时，因为执行总编辑非常忙，还没有来得及看版，我就告诉她说，这两期的文章非常稳，她不看也可以。于是，她便说：“那你们就签吧。”有了这句话，我赶紧签版。随后，我在报社门口打车，匆匆赶回医院。
19时，病房又到了锁门的时候，我和二姐就走了出来，重复来时的路线，乘公交车回家。到家以后，因为吃过了在医院订的饭，便只喝了一点儿汤。随后，冲了一下沐浴，便开始上网查找与剖宫产护理、新生儿护理有关的材料。在我看来，当天晚上查到的最好材料，除了让病人早些下床活动，便是给病人煎白萝卜汤，利于术后排气。查完材料，又赶紧上床休息。
总结孩子一天的诞生，可以说，她的新生命，除了与自然性的痛苦、血水相伴，还和催产药物、手术刀、社会关系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今天的中国，在今天的北京，后者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文明的象征。只是，这种象征，到底是好还是坏，还有待实践最后的检验。
不过，我隐隐有些怪异地担心：如果今天的中国妇女都“热爱”剖宫产，拒绝自然分娩，将来的某一天，会不会导致大部分中国妇女丧失自然分娩能力？如果真是这样，不但中国的妇女可悲，人类也可悲，科学与文明更可悲。
7月14日晚写
【经验与教训】
之一：关于“见红”。在做例行孕检时，医生曾告诉我们，可以等到“见红”时，再来医院住院。但是，因为担心出现意外，妻子提前住了院。事实上，从“见红”到分娩(包括剖宫产)，中间有很长时间，完全来得及到医院办各种手续。医院条件再好，也没有家里方便。只要交通条件许可，完全可以遵从医嘱。
之二：关于分娩。尽管妻子是剖宫产，但是，无论是从身体所需要承受的痛苦，还是从孩子未来的身体健康，以及从产妇的身体恢复速度来看，自然分娩都应该是首选。不过，这也要考虑产妇对痛苦的实际承受能力，而不宜将自然分娩绝对化。此时，千方百计安抚产妇的情绪，非常重要。
之三：关于抱孩子。在产妇分娩之前，最好能够先学习抱孩子的正确姿势，以免届时手忙脚乱。我在少年时代，曾经先后照看过两个小外甥，抱孩子的姿势基本掌握了，所以，还比较从容。即便如此，在抱孩子之前，因为怕姿势不够正确，伤了孩子，多少还是有些心理障碍。其实，这种担心完全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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