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导读：“犯罪人知道我分析的是对的，所以他让我帮他分析一下他更想知道的下一步的事情”。这就是犯罪人犯罪心理——自私、任性、谎言、无耻——普通人如何能懂他们的心思?——蓝心心理网
当安德鲁-康利走入警察局，自首他杀死了10岁的弟弟康纳-康利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一切。
案发时，这个美国印第安纳州少年死死掐住弟弟的脖子，直到“20分钟后有鲜血从弟弟的鼻子和嘴巴里流出才松手”。他甚至笑着告诉警察，康纳在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安德鲁，住手。”
就在此案发生的两天前，北京市大兴区，一个名叫李磊的年轻人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妻子、父母、妹妹6位直系亲属。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会对自己的骨肉至亲痛下毒手?”不少人作出这样的追问，类似恶魔、冷血、变态等评价随之而来。
媒体的报道似乎有些出人意料。据说，17岁的安德鲁在学校里总是能拿到A或B的好成绩，被老师视为优等生。事业有成的李磊很讲义气，在妻子眼中是个“没有花花肠子”的踏实人，还被朋友称作“好父亲”。
时至今日，有关这起灭门案的各种猜测依然在坊间流传。有人在网上声称李磊“杀亲”是由于发现自己的父亲与妻子私通，甚至他的一个儿子也是父亲的私生子，并将此案称为“奇案”。
这种好奇让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不胜其扰。“的确，普通人难以想象犯罪者的逻辑，就像男人怎么去想象女人宫缩的痛苦?”她话锋一转，“但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理由人人都明白，那种心理就不是犯罪心理了，而是普通心理。”
不要用自己的心理去分析别人的心理
作为“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李玫瑾的工作原则是不用自己的心理去分析别人的心理，而是通过犯罪者一贯的心理风格去分析，“看他如何做事，如何作案”。
被问及杀人动机时，安德鲁只是说，他曾不断地产生杀人的幻想，比如割断喉咙看着血液喷出。在此之前，他曾经两次拿着刀走进父母的卧室，想要杀死自己的父亲。
“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看到一个汉堡包在面前时，只有吃了它才能得到满足。”这种杀人幻想被李玫瑾推测为对“权力的欲望”。这种幻想的发生常与当事人在幼年时期孤独、缺乏亲情交流有关。如果人在幼年最可怕的体验是恐惧，那么就会渴望自己强大并暴力。
她推测安德鲁属于“心结型”犯罪者。这种人平时看起来十分正常，但生活中有过某种心理创伤，一旦受到刺激就可能引发犯罪，并且往往具有意外性、变态性和严重暴力性等特点。
安德鲁和弟弟之间7岁的年龄差距或许是心结之一。这是李玫瑾根据新闻报道作出的分析。他可能一直憎恨弟弟的出世，抢走了自己在家庭的中心位置。父母可能忽视了他的某种感受，导致了他最终杀害自己的弟弟。
与这名少年杀手不同，李磊被李玫瑾推测为性格缺陷。根据警方的通报，李磊供述“杀亲”是由于从小父母管教严格，婚后妻子在家里又过于争强好胜，长期的家庭积怨在心中累积，导致他先后杀死这些人。
李玫瑾推测，李磊或许从小被爷爷奶奶抚养长大，这是他对父母不亲、讨厌父母管教的的一个原因；同时这种抚养也极可能造成他被宠溺的背景。此次的过激杀人还应该有一个强度较大的刺激。李玫瑾认为这个刺激很可能是此前他们家在被拆迁时拿到的拆迁款。
“推算一下，几百万元的拆迁款在他们家买完110多平方米的住房和开一个饭店后，还应该有一定结余，李磊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他一定想早点拿到剩余的钱款，但他的任性与挥霍使父母不愿意这么早就交给他。他说老婆争强好胜这很可能是指妻子对他经济上管得很严。从他杀人后跑到三亚、一路挥霍上万元，到他被捕后还贪婪于窗外的景色，这些表现都可让人们发现他的玩心、任性和自私。由此判断，拿到剩余款是他这次杀人动机。”李玫瑾分析道。
犯罪者在杀死儿子前的沉思，让李玫瑾更加断定这是个极度自私的人。据说李磊杀死其他亲人后，在客厅中呆坐了一个小时，想到自己逃亡后孩子无人照料，“闭上了眼睛”，用刀捅死两个熟睡的儿子。“杀死两个儿子是在现场决定的，杀死4个亲人是在此前决定的，而他在此前根本没有考虑过儿子将来该怎么办。”
这种杀手类型属于“缺陷人格”的“人格类”犯罪者。这种人一般生长于结构健全，但功能并不健全的家庭中。例如因为超生而被送给外人寄养，后又被父母接回，或者因为父母工作繁忙，孩子幼年主要被奶奶、爷爷抚养，10岁前后才回到父母身边等情况。这种交替抚养的背景往往让孩子经历更多混乱的溺爱。这种不连贯、不均匀的爱常会导致他们自私、骄横，甚至对父母的管教产生拒绝与怨恨，一旦觉得自己的利益被侵害，就会犯罪。
据统计，“缺陷人格”犯罪在所有案件中所占比例高达22%。
犯罪动机是很诡异的
即便属于同一种类型，犯罪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
3年前在安徽宿州，警方发现一个箱子，其中装满了女性尸体的碎块，唯独缺少头颅和生殖器官。这让刑侦人员一度怀疑凶手心理变态。李玫瑾却认为，尸块的形状显示，这就是为抛尸方便而碎尸，案犯手法干净，不像变态。头颅被砍下，是为了让警方难以辨认死者身份，而生殖器官被挖走可能是被嫌犯保存或吃掉了，这说明嫌犯与受害人之间有性关系。
警方逮捕了犯罪嫌疑人朱明（化名）。被碎尸的受害人是他的妻子，他也确实吃掉了妻子的生殖器官，同时还杀害了他们的两个女儿。朱明一度供认说，自己杀人是因为父亲与妻子私通。
李玫瑾并不相信这个说法，既然朱明能将生殖器官吃掉，说明“他认为她是干净的”。在看守所里与朱明谈了一天后，她发现朱是长子长孙，一直对妻子没能生个儿子心存不满。直到遇到了有一个儿子的情妇，他可能会想，如果自己能够和她结婚，就一定也能生个儿子，于是就杀害了自己的家人。
当朱明的谎言被李玫瑾戳破时，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李教授，如果你们到现在都没有抓住我的话，那个人会和我结婚吗?”
可见，“犯罪人知道我分析的是对的，所以他让我帮他分析一下他更想知道的下一步的事情”。这就是犯罪人犯罪心理——自私、任性、谎言、无耻——普通人如何能懂他们的心思?
“犯罪动机是很诡异的。”已经在犯罪心理学领域钻研了28年的李玫瑾常常重复这句话。
她的日常工作，包括利用犯罪现场遗留的物理痕迹去推测未知犯罪者的籍贯、体貌特征等等，从而将侦查的目标缩小；或是在犯罪嫌疑人已知的情况下，通过面谈、问卷、观察行为等方式，推断其内心真正的动机。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特工约翰·道格拉斯深信这一点。但这个美国首位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也常常被犯罪者迷惑，“等一下，在你捅了她27刀之后，你怎么还可以说对受害者还怀有爱和同情呢?”
他还记得一场美国式“李磊灭亲案”。1971年，在新泽西州一幢古维多利亚时代的住宅中，巡警发现了5具被枪杀的尸体。他们分别是约翰·李斯特的母亲、妻子、女儿和两个儿子。
经过调查，男主人就是冷血杀手，但犯罪理由听起来匪夷所思。在给当地牧师的信中，他讲述自己没有能力赚到足够的钱，家人被迫减少了对宗教的热情。为了让他们忠诚于信仰，他经过深思熟虑，以上帝的名义，让“大家都上天堂去过幸福的生活了”。同时，因为“自杀会妨碍他进入天堂之门”，所以他自己就不自杀了。
这个狡猾的凶手从此失踪了18年，直到“美国最想捉拿的人”这一节目关注到了这个案子。李斯特才被发现以另一个名字再次结婚，成为第二任妻子眼中“善良、内向并十分温柔的人”。
社会的问题归根于人，人的问题归根于早年
直到进入监狱，李斯特都一直彬彬有礼、乐于合作，“从来不给其他人添任何麻烦”。这迫使道格拉斯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一个看来如此正常的人在某一个时刻成为最冷酷的杀手，该如何将这种谋杀扼于萌芽之中?
这也是犯罪心理学的另一个研究目的。“如同研究癌症的医生能够提供预防癌症的建议。犯罪心理的研究不仅仅是解释犯罪人的心理或动机，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如何防止悲剧的发生。”李玫瑾解释说。
她认为有两种犯罪者难以防控。其一是“危险心结类”犯罪者，平时看起来十分正常，难以从人群中被分辨。另一种是“危险人格类”犯罪者中的“反社会人格”者。由于先天性地具有情感缺陷，没有能力学会情感和道德。有的科学家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大脑里负责情感部分的额叶发育不成熟。但这在人群中所占比例十分小。
但除此之外，“人格类”犯罪者中的“缺陷人格”和“犯罪人格”是可以预防的。这位同时兼任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的学者，总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向公众传达，“社会的问题归根于人，人的问题归根于早年”。
和“缺陷人格”相反，犯罪人格是由于家庭的缺陷，从小没有被人温情善待过，他们成年后往往仇恨社会。因此李玫瑾总是强调，父母一定要亲自抚养孩子，付出“连贯均匀的爱”。对于那些流浪儿童，国家要建立救助系统给他们进行早期干预和保护，避免这些人形成冷酷残忍的犯罪人格。
但每次李玫瑾在外进行未成年人心理讲座，总会有人举手问，“李教授，讲讲青春期时应该怎么教育孩子吧。”她常常感到无奈，“人的心理发展有顺序性，而行为表现有滞后性，孩子在青春期时表现出来的问题其实都是在12岁之前，甚至6岁之前造成的，青春期时再来治，已经晚了”。
早在5年前，她提出建立“危险人格评估体系”，到今天仍未得以实现。
另一方面，犯罪防控的形势更加紧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法律心理学研究所所长马皑发现攻击行为正出现越来越极端的趋势。他推测刺激变量的变化过快或许是犯罪升级的原因之一，“人们作决策时只求迅速解决问题，理性思考的余地越来越小”。
“人的生命观也产生了变化。”马皑这样判断，“人们开始缺少对死亡的敬畏。”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有关暴力的娱乐、新闻在告诉这个世界，“死亡离我们很近”。
可惜，与李玫瑾一起研究并利用犯罪心理学进行犯罪防控的人并不多。这门于19世纪后期在欧洲形成的正式学科，在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传入中国。但自40年代末起，由于受苏联影响一度被视为伪科学，直到1970年代末才得以重建。
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最困难的是接触研究对象。有效地研究犯罪心理往往需要从侦查阶段就开始，只有看到犯罪现场，接触犯罪嫌疑人，观察他从狡辩到认罪的整个过程，“从猖狂，到僵持，再到服帖，这才是真实的犯罪心理历程”。
李玫瑾本人也很少碰到可以全程跟踪的案子。大多时候，她只能依靠媒体报道，或是分析审讯材料上那些“打引号的话”。她有时甚至会和请她分析案情的媒体“讲价”，“你帮我采访一下这个人的生活背景，我来接受你的采访”。
“有时候我就像个古代的中医，”李玫瑾这样形容道，“只能隔着帘子，用红绳听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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