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幼升小” 或造更多留守儿童
“我们的孩子去哪里上学?”这个5月，许多非京籍的家长都在问这个问题。
2014年北京市小学入学信息采集(简称“幼升小”)系统于5月1日开放。非京籍的家长怀揣着北京市教委要求的“五证”开始递交申请材料，然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无奈地止步于各个区县加设的门槛前。
是否有社保、暂住证是否不断档、是否在本区县就业……不同区县的门槛不尽相同，却给许多非京籍家庭带来同样的困境：他们的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学。
回老家上学，还是守在北京没有学上，这个决定看似容易，但选择的背后，不仅是非京籍家庭的心酸和无奈，更是无数学龄儿童被迫离开父母，沦为“留守儿童”的不幸。
群众利益无小事。习近平总书记说，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危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除。涉及数万非京籍务工子女上学的问题，绝不是小事。期盼有关部门拿出务实的办法，为异地务工子女上学留一尺书桌。
孩子，上学去哪儿?
5月22日，距离北京市幼升小信息采集系统关闭还有10天。
虽然刚到早上9点，但太阳已经火辣辣的，当天最高温度达35摄氏度。距离北京市政府不远的地方，有100多人围在一起，中间被围住的人满头大汗，正在高声说话：
“大家不要激动，要理性，要团结，我们现在需要派代表过去说明情况。”
这些人大多30岁左右，女性居多，有的还带着孩子，基本都来自北京市昌平区。
“我们的孩子去哪儿上学?”她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没资格在北京上学”
在这100多人中，有个家长看上去年龄稍大，高高的个子，在人群中很显眼。她叫张华燕，因为穿着绿色的裙子，被其他家长们称作“绿衣大姐”。张华燕语带哭腔，但她的嗓门很大：“我们的孩子要上学。”
4月30日，《昌平区非京籍“五证”审核标准》下发，其中暂住证审核标准为父母双方持有暂住地公安派出所2013年12月31日以前制发的暂住证，且暂住证在有效期内。张华燕暂住证上的有效日期为2012年6月26日到2013年6月26日，不符合审核标准。
当时张华燕没有放在心上，“我们都觉得这个特别不合理，应该会有回旋的余地”。五一假期过后，她于5月4日第一时间到位于青年公园的街道办提交材料，得到的回复是“你的孩子没有资格在北京上学”。
张华燕在街道办遇到同样遭遇的家长。当天因暂住证不合格不能提交申请的家长有三四十个，“家长们一下子觉得问题严重了”。他们互留了电话，建立了“昌平幼升小”群。这个刚开始只有几十人的群，在随后几天迅速扩展为600多人，并且一直在壮大。群里面的人几乎都是暂住证出了问题，有的是断档，有的是父母双方只有一方符合条件。群情激奋后，大家冷静下来，开始商量对策。
陈平也是这个群里的一员。他
刚开始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政府可能解决一部分，也可能不给解决，这些都不好说。”在张华燕和其他家长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搪塞。
如果说对于当时答复，他们还抱有一线希望，稍后几天，从市教委和市政府得到的答复则让他们开始失望。
“区政府告诉我们是市政府的事，市政府告诉我们权力已经下放到区政府。再后来就说开个会才能做决定。我们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张华燕说。
吴静和张华燕同属于一个小区，她和丈夫只有一方的暂住证符合要求。根据昌平区的政策，单亲家庭只需要提供一方的证明。5月21日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提交材料时却被告知只有在5月1日前离婚才算有效，婚白离了。吴静说，像她这样选择离婚的家庭，有几十例。
尽管家长们一再地互相提醒，要克制自己，理性地表达诉求，5月22日在北京市政府信访办门口，他们还是与警察发生了冲突，4人被带到东交民巷派出所了解情况。张华燕一直坐在派出所等她的同伴。第二天她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5点。她简单洗漱一下，又奔向昌平区教委。
赵红和她的同伴们几乎是在重复张华燕的生活轨迹，只是地点由昌平区换成了朝阳区。他们的时间比张华燕更紧迫，朝阳区提交申请材料的截止日期是5月25日24点。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并不比张华燕好。
5月23日上午，南磨房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只负责收材料。”中午，朝阳区政府信访办给他们的答复是：决定权放在乡里，去找乡政府文教科。下午，他们又去南磨房乡政府，信访办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只是政策的执行者，只能向上反映情况。我们已经联系文教科的同志，他们稍后就到。”直到下班，仅有一楼之隔的文教科工作人员都没有露面。
尽管家长们反复要求，南磨房乡政府一直没有提供关于社保的政策文件。一位家长愤怒地说：“有政策变化必须得公告。政策到底是谁制定的，请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的时间来不及了，可是我们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赵红说。由于一直不停地在说话，她的嗓子有些哑。她把背包里的面包拿出来看了一眼，面包已经有些味道，她又塞了回去。
5月25日下午，赵红从朝阳区南磨房乡政府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提交申请材料的人数为380多人，通过人数为88人，通过率为23%。这是提交申请材料的最后一天，他们在朝阳区教委呆到晚上7点40分，然后又赶到南磨房乡政府再一次提交申请。工作人员虽然收下了材料，但还是说：“就算我们收了，没有社保还是过不了。”
“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绝望了。”赵红说。说完这一句，她忽然嚎啕大哭。
“为什么不回老家”
这些天张华燕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回老家上学”。
张华燕老家在辽宁，1999年她和丈夫到北京中关村做IT业务。“外地人来北京打拼都是不容易的，我们也是一路艰辛走过来的。刚开始来北京，身家性命都压在这里。我们觉得这里是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挺憧憬的。”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从个体户发展为一家大公司，在北京拥有四套房子，“我们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生活圈子都在这里，北京就是我们的家”。
2005年她将父母和公婆接到北京来居住，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我们举家过来。老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不可能再回去了。”如果女儿回辽宁上学，他们家需要重新在辽宁买房，家里人面临分离的局面。“孩子只有跟着父母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回老家上学，对孩子来说人生地不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刚到北京时，张华燕居住的地方是昌平的庄稼地，一片荒凉。“我们外地人建设了这里。是不是现在不需要我们做贡献了，就要让我们离开?”
张华燕的大儿子3岁时随他们一起来北京，2000年儿子幼升小时，他们在北京还没有买房，父母也在老家。如果把儿子送回老家，自己不在身边教育，她担心儿子就算学习好了，性格也可能不好。考虑到儿子在北京能够增长见识，德智体美能有更好的发展，最终选择让儿子留在北京。在交了赞助费后，儿子很轻松地在家门口的一所学校上了学。当时的张华燕没有想到，10多年后她再次面临孩子上学问题时，更没想到会这么困难。
与张华燕一样，赵红也被问了无数遍“为什么不回老家上学”。
“要是家里什么都好，谁愿意背井离乡出来?”赵红老家在甘肃，很贫困。家里房子很小，如果全家人都回去，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她的弟弟在西安打工，老家只剩下70岁的爸爸和公公，孩子回家后会就成为留守儿童，没有人照顾。“国家正在想方设法地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可是这个政策分明就是在制造更多留守儿童。”
赵红在“南磨房幼升小”的群里很活跃。急脾气的她怕说错话误了大家的事，每次派代表交涉时总是主动退出来，只在后面不时地提醒家长们要克制。尽管在行动时她总是为大家加油打气，告诉家长们要相信政府，但回家后的她难以面对的是孩子的面孔。
赵红的儿子豆豆一直很活泼淘气，可是最近几天她发现豆豆很乖，她出门时豆豆都会哭着说，“妈妈，再见”。每天回家，豆豆都会问她一遍，“妈妈，通过了吗”?他对赵红说：“妈妈，就算不上学了，我也不离开你。”
家长们在一起互相打气时，只要说到自己的孩子，就会难得的轻松开怀。赵红给大家讲了豆豆安慰她时说的话：“妈妈，等我有钱了我给你买房车，在世界各地给你买车位，你想怎么停就怎么停。我们不要住在固定的地方，我们有房车，房车里面什么都有，我们想到哪个城市就到哪个城市。”
赵红听的时候很幸福，回味起来却很心酸。她不希望儿子这么小的年纪就接触到这些，但这些都不是她所能决定的。有些家长将自己的孩子带到乡政府和市政府，“孩子很聪明，他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希望把孩子带过去，让政府看看我们的孩子，他们要上学。”
李婷说：“孩子问我们他现在为什么不能在这上学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真的很难回答。告诉他，因为你学习不好，不是。因为你惹爸妈生气了，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外地人，可是我们不想这样说，不想伤了他的自尊。”
李婷和丈夫6年前来到北京，他们到北京来的一部分原因，是想让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走得远一点。在他们老家，很多留守的孩子十几岁就不上学了。
这些天李婷一直将孩子希希带在身边。希希3岁前是留守儿童，在老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3年前李婷将希希从老家接到北京，他每天躲在桌角说“妈妈我害怕”。一直到现在，希希不愿意和别人接触，说得最多的也是“妈妈我害怕”。李婷听到希希怯懦的声音，心里很不好受，她不愿意让孩子再次成为留守儿童。
5月24日早上下着雨，家长们在南磨房乡政府门口写“我要上学”的条幅，李婷让希希也过去写上。希希将“要”字写错了，修改后，他仍然觉得不好看。回去后的几天他一直在自责，他问李婷：“妈妈，是不是因为我的字写的不好看，所以不让我上学?”
“孩子，去哪里上学”
尽管时间很紧张，张华燕还是抽空去了一趟天津。她去天津的目的是买房。6月1日前在天津买房可以申请蓝印户口，她要为女儿以后的高考做准备。张华燕的大儿子是回辽宁参加的高考，在北京能考500分的他，在辽宁考了280分，连上三本的资格都没有。“儿子已经耽误了，不能再耽误女儿。”张华燕说。
提及去天津买房的事，张华燕急忙解释：“我不是要退缩，女儿在北京上学的事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她从同伴那里得到消息，北京市教委将会在6月30日前给他们回复。也许是已经失望多次，对于这个回复，张华燕没有把握，但她很坚定：“我们就算只有十几个人，也会找律师争取权益。”
张华燕的邻居，已经离婚的吴静，不得不选择妥协。她和丈夫准备回老家，先复婚，再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
妥协的不仅仅是吴静。尽管朝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说将会在6月18日前给他们答复，也会对审核没通过的材料进行复审，赵红的同伴们却每天都在减少。5月26日，他们的群解散了，赵红也放弃了。她开始联系老家，为孩子回家做准备。“在知道市教委和区教委都没给肯定答复之后，我就陷入绝望之中，我不愿意再提这件事，也不再抱着让孩子在北京上学的希望。”
虽然同伴从最初的五十多人，减少到现在的二三十人，李婷仍然在坚持，她做梦都在想等拿到借读证一定好好睡上两天两夜。好几个家长生病了，参加活动的时候随身带着药，他们向单位请了假，决心不到9月1号绝不放弃。“这条上学路太难走了。但是我们一定不会放弃，一定坚持到底。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遇到困难不要退缩，不要害怕，现在我们遇到困难了，一定要努力争取，给孩子做个榜样。”
她再次地强调绝对不会回去，但她的表情茫然：“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我们的孩子该去哪里上学。”
她希望政府帮助他们把家乡建设好，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提高教育质量。“如果大家在家挣的钱和在北京挣的钱一样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很好很全面的教育，我们自然会选择呆在家里，还可以多陪陪老人，这样不是很好嘛。”
陈平抱怨：“我们在这里打拼多年，原本认为孩子在这儿上学是理所当然的。在这儿上学不是抢占教育资源，而是孩子呆在我们身边才能有良好的教育。”他表示能够理解这个政策，但是政策太突然，家长没办法应对。要是提前一两年通知，他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比如离开北京回到老家，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手忙脚乱。他与李婷一样，决定坚持下去，虽然不知道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奔走多日的赵红病倒了，她说：“我们就像带了一个玻璃罩，走啊走，好不容易走到这里了。人家拿着一个巨大的锤子，咣一声给砸了，我们只能重新来过。”她说完这一句，不愿再说话了。
(应采访对象的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在北京读大学，毕业后留下来工作，在北京已经呆了16年。他的孩子读了3年的幼儿园，今年正到了幼升小的时候。得知自己的暂住证不合格，他又搜集了房产证、居住证、小区证明、就业劳动合同、个人所得税和水电费发票，希望可以派上用场，然而结果并没有改变。陈平很无奈：“这些材料都可以证明我们在北京呆了半年以上，为什么不可以?”工作人员的回答仍然是“我们只看暂住证”。
张华燕也开了同样的证明，得到的结果与陈平相同，但是他们去哪里都随身携带这些材料。
“我是房东，有房产证，但是没有办暂住证，孩子就不能上学。租我房子的租户，没有房产证，办了暂住证，就可以上学。这就是一个笑话。”陈平说。他们这些结伴寻找解决办法的人几乎都在北京有房产证明。“没有房产证明的人，基本上都不来，已经放弃了。”
5月22日这天，朝阳区的赵红也守在北京市政府附近，同样是为了孩子在北京上学的事情。虽然朝阳区没有在暂住证方面设置门槛，但是赵红们碰到了社保的难题。
去年幼升小信息采集的时候，赵红得到的信息是，她这样的农村户口，只需要“五证”，并没有提及社保。当时她就把家里的户口本、出生证明、结婚证等证件全都带到北京，无监管证明也早就开好。她原以为只要在规定的时间把这些材料提交给街道办，孩子就可以上学了。
4月23日，赵红无意间听到在另一个幼儿园上学的孩子家长说，幼儿园年前就通知让家长准备社保。她吃了一惊，请了假赶到朝阳区南磨房乡政府咨询，“当时工作人员说，有就交上，没有也没事。”说话间，赵红的语速很快，眼睛瞪得很大，双手摊开，顿了顿又收了回去。5月16日，她询问审核结果，答复是尚在审核中。20日，一直等不到消息的赵红按捺不住，再次到南磨房乡政府询问，这次的答复是审核未通过，原因是没有社保，她当时就蒙了。
南磨房乡政府为人民服务大厅门口，摆放着几块宣传板，上面贴着的文件列举了朝阳区非京籍父母办理借读证需提供的“五证”，其中并没有关于社保的部分。
“为什么不提早告诉我们需要办理社保?我们现在根本来不及补办。”赵红说。她手里拿着自己的工资条，上面写着4月份工资2000元。为了照顾孩子，赵红一直在北京打零工，从来没有办理过社保。她的丈夫是一名职员，公司只为他上了商业保险。
“时间来不及了”
这是张华燕经历过的最焦急无奈的5月。整整一个月她都没有去公司上班。她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黑眼圈。每天清晨6点起床，她看一看熟睡中的6岁的小女儿，然后拿着红领巾和写着“我要上学”的白纸，与其他家长们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到街道办、小招办、区教委、市教委、区政府和市政府，希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心里很自责，没有提早做好准备，耽误了孩子的教育。”她说。
实际上，早在4年前，张华燕的孩子只有2岁时，她已经开始考虑孩子上学的事情。2006年她家所在的小区成为海淀区一所学校的学区房，按照协定，她的孩子可以优先入学。2010年，为防万一，她又在海淀区买了一套学区房。当时张华燕的心里踏实了，在她看来，该做的准备都已经做了。
去年她开始咨询居委会、街道办和学校，到处打听政策，单位这样回复她：政策还没下来，不好说。当政策最终出台，张华燕发现自己百密一疏，她被卡在了暂住证上。小区里与她有同样情况的家庭共有11户。她遇到其他区县的非京籍家长，发现不同的区县有不同的限制条件，“我听说通州是最严的，我们面临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孩子没有学上”。
不管她如何责备自己，也无法摆脱这种心酸的滋味。“我们犯下的错误，我们自己买单，请给我们一个机会。只要有一条补救的措施，或者给我们罚款，我们怎么做都行”。
张华燕反复到办事处询问，到教委打听情况，甚至和其他家长在回龙观镇政府前面喊了一个星期的“我要上学”的口号。
城市，请给务工子弟留一尺书桌
从限购房、限牌照，到限入学，北京的城市治理手段不断升级。
目前，即便是北京教育系统人士，也无法说清楚各区县参差不齐、莫衷一是的规定。在北京非京籍子女幼升小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北京市对外地人子女求学的何种初衷?
对于学生家长和教育专家来说，2014年无疑是北京幼升小“最严入学年”。在严苛的规定松动之前，许多非京籍学生的入学，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无途径实现。
“五证”之外的“严格”
根据4月18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关于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非京籍适龄儿童要在北京市上学，父母需提供“五证”，即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证明。适龄儿童必须要参加入学信息采集以获得学籍号。
该意见表示，“各区县按照北京市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证明证件材料审核指导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在五证中，被附加条件最多的是暂住证，海淀区、丰台区和昌平区都有不同的要求，其中最严格的是昌平区：父母双方暂住证日期在2013年12月31前颁发，且不能断档。
除“五证”之外，通州区要求父母双方工作和居住均在本区(自有住房的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即可)。亦庄要求家长必须在片区务工三年以上。而去年通州的政策只要求“五证”和社保。通州是众所周知的“睡城”，许多人因租金便宜而选择住在通州，真正在通州工作并缴纳社保的人比例并不高。
对工作和居住有限制的不仅是通州区，东城区也同样要求父母双方均在东城区务工并居住，丰台区则要求父母至少一方在该区务工。
一些非京籍家长还面临社保的门槛。北京外来务工者工作流动性大，很多临时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能为打工者缴纳社保的单位更少。
通州区要求在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间缴足12个月的社保，并提供办理补缴社保的日期。昌平区要求，在截至申请日期上上月，要连续缴纳4个月社保，补缴的不算连续缴纳。朝阳区对社保的要求则饱受指责，家长们提交申请时被告知不需要，但审核结果出来后又被告知因没有社保而未通过。
突如其来的政策让非京籍家长措手不及，更为人所诟病的是这些细则并未通过各种渠道提前公示。
北京市教委发文回应
面对外界的质疑，北京市教委5月29日发布了一份《近期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入学工作有关问答》表示，要求“五证”的目的，是在教育资源相对紧张的前提下，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公开、规范工作程序。
北京市教委再次重申，非京籍儿童入学坚持“五证”审核，“五证”不过关将不能在北京入学。按照5月19日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做好无学籍流动学生管理工作的通知》，在不合格学校就读的，不能建立学籍;没有学籍回户籍地就读的，户籍地学校必须依法接收并建立学籍。也就是说，户籍所在地政府有责任接收回乡就读的学生并解决学籍问题。
对于非京籍家长所指责的政策出台没有提前公示，一些区县对暂住证和社保的时间要求不合理，以及家长们关心的暂住证和社保不合格的情况是否有补救措施等问题，相关部门未做出明确回应。
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位教授(一位京籍家长)认为，从取消共建班、禁止择校来看，今年政策本身有相对公平的一面，对非京籍家长的要求也不算离谱。问题在于政府没有提前告知家长政策的变动，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不够，服务意识不强。
朝阳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街道办工作人员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我们得到上面指示，这个(政策)松不了。”对于为什么提交材料时不要求社保，审核时却要求有社保，该工作人员的回答是：“上面管得紧了”，“实话实说，教委就是这么要求的，他可能一开始就没告诉我们，现在又说了，我们就赶快跟人(非京籍家长)说了”。
5月26日，北京市教委给朝阳区非京籍家长的回复是这样的：“各个区县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入学的实施细则，所谓实际情况就是孩子多少，学校多少，学位数多少。”“区县制定实施细则都是经过区政府同意的，市教委作为全市层面的，不能干涉。因为基础教育在区县，市教委不直接管任何一所学校。在义务教育入学这块，区县政府是主责，我们是业务指导部门。”
舆论评“缓解入学压力 ”
北京市教委承认，一些区域学位紧张和班额增大的趋势客观存在，需要加强学校的布局规划和建设，同时对入学需求进行预测和引导，逐步缓解入学压力。
据统计，2013至2014学年度北京市小学入学人数为16.6万人。今年5月1日启动的小学入学信息采集工作于31日结束，目前共有16万人参加信息采集。采集系统关闭后，符合条件的家长仍可到区县教委参加信息采集，这个数字仍在增加。根据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的预测：今年小学入学人数将达到17.6万人。
一位关注北京教育的博客博主按照北京市统计年鉴进行估算，此次北京幼升小学生，京籍大约有10.4万人，还有7.2万名额可以给非京籍。而在朝阳区3万“幼升小”学生中，非京籍学生约1.6万，超过京籍学生。
作为缓解入学压力的手段之一，而今北京收紧的幼升小政策，其初衷似乎可以从通州区教委一位官员的话中看出端倪：“这是北京市的大趋向，要把低端人群和市场赶出北京。通州区有限的资源，都被外地人占了。”
一方面是小学阶段生源数量明显上升，另一方面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粥少人多的局面逼迫政策不断调整。在教育公平与地方利益的两难处境下，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平等对待所有利益相关者。
有专家认为，此次幼升小后，将会出现大量留守儿童。地方政府以人口控制为目标剥夺孩子上学的基本权利是短视的。长期来看，整个国家和社会将为这种短视买单。
有网友认为，北京的人口控制要依托生活成本的提高，即市场行为来进行，而不是来自行政命令或牺牲儿童的入学权。在采访的过程中，许多非京籍的家长们对记者表示，对控制人口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是拿孩子上学说事，这样的做法不道德。”
评论员启越如此描述今年北京的幼升小：对于京籍孩子家长来说，是一场战争;而对于非京籍孩子家长来说，则是一场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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